丑陋的日本人:第二章 日本人与世界交流的障碍 第七节 大跌价的日本人

卑鄙的处世方法

日本人的处世方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深谋远虑”。也就是说,他们谢绝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言不由衷地做出自谦的姿态,其目的是为了今后能够获得更大、更多的好处。

  理所当然,这种处世方法只有在思维方式相同的日本人之间才能见到效果。在国外,不仅起不到作用,而且还会招致意想不到的耻辱。

  “教授,您是搞什么专业的?”

  对此,我谦虚地回答道:

  “哪里,谈不上什么专业,只是对太阳稍感兴趣而已。”

  尽管我早已到任,可是竟然没有人来我的房间讨论学术问题。我被人们漫不经心地晾在了一边。

  无论有理没理,只要有权,就可以支配别人。这在日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外国人却只崇尚实力。而那些权威也有必要在适当的时机恰到好处地向大家显示自己的能力。在那里,日本所推崇的”光干不说”,被视为是低效率;故意兜圈子,则被看成是心地不良、不诚恳的行为。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的”不,我什么也不会……”之类的谦逊之辞,并非都是客套。总之,在这个世界上,对日本人评价良好的并不多。

  我很难忘记弗罗莱斯博士在抵达秘鲁时所作的自我介绍,这使我在后来处理事务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避免了许多的尴尬。

  “我是被佛朗哥从西班牙赶到这里来的弗罗莱斯。像我这样不喜欢女性、五十岁还独善其身的人不多吧。比起女性,我更喜欢驾驶摩托、游泳和研究数学。其中,使我成为专家的是数学。《拓扑学》一书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这是我一生中最最快慰的事情。”

  价值观的差异

  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大概再也没有比人更不值钱、使用起来更便利的东西了。在日本,尽管建筑物日晒雨淋,夏天闷热难当,可是,内部的工作场所却大多装备着新式的设备,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只要看到国外的摩天大楼,日本人就会没来由地认为其内部肯定也装备着更加先进的设备。

  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在加拉加斯附近有一座超现代化的学校。人们为了住得舒适,首先把冷、暖气设备和电梯等设施装备完毕,而把实验设备等的安装往后拖延。于是,他们又开始想象了:日本的学校既没有空调,房顶也那么破旧,屋子里肯定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吧。这样,在人与机械之间,双方误解的鸿沟越来越大。

  不过,在这里我想对大家说的是:”日本人大甩卖”的奇耻大辱,至今想起这件事还使我感到脸上发烧。

  根据合同,我的月薪是三千五百索尔。在日本朋友们羡慕的目光里,我也十分满足自得地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生活虽然说不上很富裕,但是,比起在日本时,住房也宽敞,伙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所以,对薪水就不是那么特别关注。

  可是,随着普林斯顿大学的副教授斯他林格先生的到来,厄运也就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只领这么一点点薪水,纯粹就是为了科研奉献啊!”为了这位大话连篇、年龄尚不满三十岁的美国硕士,系主任似乎怀着歉意地忙前忙后,亲自安排他的住房,并且反复说道:”辛苦了,辛苦了。”如果是在日本的话,讲授的课程既多,而薪水却只有年轻的美国硕士的一半,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是为了自己。早知道要这样忍受羞辱、损害日本的名声,我就不来了。”

  我一方面认为必须与学校当局进行一次严正的交涉,另一方面又在担心,如果很快就终止合同卷铺盖回国的话,又如何是好呢?要是中途回国,必然会受到那些不明真相的日本人的耻笑,就更不用说重新找工作了。

  经询问,斯他林格先生满脸不高兴地告诉我,当初他开出的价格是一万五千索尔,可最后还是有条件地作了让步,确定为七千索尔。

  背水一战——要求提薪

  正当我为薪水的事情烦恼的时候,讲授电离层物理学的加尔哥托大学的潘杰特教授来了。

  秘鲁开出的月薪是五千索尔,而加尔哥托方面则坚持一万五千索尔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接着秘鲁方面又把价格提高到六千索尔,可是对方干脆连信都不回了。就这样,他们来回地磋商,直到谈判成功,让听到亚洲人要来的消息而乐不可支的我,整整等了半年的时间。

  印度的校长始终坚持”加尔哥托大学的骨干教授,决不以一万索尔以下的价格外聘。”如此一来,双方又通过若干信函,终于以九千索尔的价格签订了合同,潘杰特教授才得以前来任教。

  至此,日本人教授的三千五百索尔月薪的低廉价格,已经成了令人忍无可忍的民族歧视。

  经过几个月的苦恼和若干个不眠之夜的煎熬,我打算与校方交涉的气势犹如举起的拳头,却又不知道落向哪里。

  “在我的一生中,对自己的薪水提出要求这是第一次。以前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这次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薪水的差别涉及到国家的名声,并非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

  当我把长长的开场白惊恐万状地说完之后,校长与事务长相视大笑起来。

  “我们与高桥先生的专业知识所进行的交易,是在双方商谈一致价格的基础上签的字,这与日本国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人种问题,我们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

  自己的薪水由自己说了算,其他人是不会说三道四的。不过,既然已经签订了合同,就有遵守合同条款的义务。否则,就有-不诚信-的嫌疑哦!

  不过,日本人的花招真的很高明。尽管强调自己的价值,要求提薪是人人都喜欢的,但像您这样采用与别人比较资格的方法却是罕见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倒是一种很可怕的新战术啊。”

  我觉得,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日本人的辛辣嘲讽。

  证据文件

  “合同是不能更改的呀。”好像有些于心不忍的样子,马利奥事务长歪着脑袋,从一个用红笔写着”高桥”名字的大信封里取出几份文件,放到了我的面前。此时,复苏了的记忆像火一样地烧红了我的面颊,极度的苦恼使我说不出一句话。

  大约是在两年半前,在京都大学的研究室里,面对许多推荐我的恩师,我感激万分,浑身颤抖着接过了一份合同书,只见上面写着”月薪三千五百索尔,三年”几个简单的文字。大家围看着合同书,一时间,激励、祝福和羡慕的话语不停向我飞来。就在那一瞬间,对于一个为科学研究奉献出自己青春的人来说,无疑是获得的最高荣誉。

  “三千五百索尔,兑换成日元是多少?真不少啊,是现在月薪的两倍多呀!”

  “赶快签字寄回去吧,要是人家把名额派给其他国家就麻烦啦!”

  喜悦的心情只持续了短暂的一瞬间,即刻就被越来越强烈的担心所替代。我毫不迟疑地在合同上签了字,用航空信寄了回去。

  “非常高兴地接受贵方的条件,现将签字的合同文本寄上。我一定尽职尽力,不辜负贵方的厚望。”

  那天晚上,为了庆贺我的成功,学校举行了小规模的庆祝晚会。报社也来作了采访,消息很快就传播开了。

  “万一合同寄不到怎么办?”

  “要是过了两周还没有回音的话,该怎么办呢?”

  担心和焦虑催促我第二天又匆匆跑了趟邮电局,给对方发了份电报,电文如下:

  “很高兴地接受了贵方的条件。合同已另行寄出,望回复。”

  可是,翘首以待的回信却怎么也盼不来。无奈,只好又追发了一封国际电报。大概又过了一个月,经双方签字的正式合同文本终于寄了过来。秘鲁大学在寄来的文件中这样写道:

  “合同早已收到,谢谢您很快就在合同上签了字。可是,正因为你的合同签得太快而导致了一些不便。尽管我们在合同上写了-合同一经签订,应立即到任-的条款,但由于宿舍还没有准备妥当,请于三个月后前来上任。”

  不言而喻,三千五百索尔只是秘鲁方面试探性的报价。现在,日本人”大甩卖”的证据就放在我的面前,这使我想起了康塞普希湖上那些没有鱼饵也争相咬钩的大马哈鱼,满心凄惨。

  “没办法,请再忍耐一年吧,三年合同期满后,再慎重签订以后的合同吧。”

  背后传来了事务长安慰的声音。

  无欲乎?无能乎?

  在薪酬制度方面,日本实行的是”工龄津贴养老送终制”,这与西方国家实行的”薪金合同制”相比,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校长、所长还是企业主,他们在现有的预算范围内,与各种各样的人签订劳动合同,选拔所需的人才是他们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同时,员工也在寻找待遇更高的工作岗位。当然,一个满足于最低薪酬的人,是不会被上司看得起的。在秘鲁,那些整天热衷于组织罢工的工会领导人,是得到法律保护不会受到任何处分的。可以说,年复一年,那些有能力获取高薪酬的人们,总是在不停地刷新着自己收入的记录。

  圣米格尔高级等中学的物理教师洛佩斯先生的经历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前年,他以四千索尔的月薪就职于某高级中学。在实验室管理方面,他与校长产生了众多的分歧意见。终于有一天,洛佩斯先生实在无法忍耐了,央求他现在任职学校的校长,达成了以二千五百索尔的月薪调到这所学校来工作的协议。之后,随着他发表论文等出色的表现,又成了”香饽饽”。据说,来年他继续留任,月薪将达到六千索尔左右。

  言归正传。工作是同样的,而薪水却只有其他教授的一半,这并非无欲,也非清廉,而是无能的证明。随着再次交涉的失败,这种评价就更加难以更改了。

  真所谓”祸福成双”。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利马私立大学的工学系主任找到我,邀请我在合同期满后去他的大学执教,月薪为七千索尔。但是,考虑到研究设施、研究课题等因素,我暂时还不便离开这里。

  在婉拒了”三顾茅庐”的系主任后,我便带着他所开的条件拜访了校长。校长认真地看完了文件,打电话叫来了事务长,当着我的面,撕毁了那份三千五百索尔、期限为三年的合同书。然后,校长微笑着握住了我的手。

  第二天,我便在一份月薪八千索尔、期限为三年的合同文本上签了字。

  多余的操心

  新合同三年期满后,我决定告别心心相印的学生,离开秘鲁。

  我的继任是日本的某某先生。此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不要让六年前的羞辱再次在日本人的身上重演。

  因此,我特地向校方提出了强硬的要求,日本的博士某某先生的薪水决不能低于硕士斯他林格先生的七千索尔。可是,校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

  “对那些还没有讲课的人,开始就许以高薪显然是不妥当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只好从别的国家聘任了。”

  最后确定的月薪是六千索尔。我怀着极大的诚意,给日本的某某先生写了封信,将我担心的情况一一作了说明:

  一、合同上的薪金数额是最终值,是代理谈判的结果,请接受。

  二、请不要急于发电报过来,要沉住气。过一个月之后再回复,一定给对方以深思熟虑的感觉,并且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对方的条件。

  三、为了维护日本的尊严,请不要全盘接受条件,可提出一二个附加条件。

  虽然作出了上述安排,可是我非常急切地盼望着某某先生寄来的合同。

  某某先生与某某先生的大学还是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在整整一个月后才寄来合同文本。

  我一眼就看到了寄自日本的信函,立即赶往校长办公室。

  “我们大学,以及某某君本人提出一个附加事项,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接受贵校提出的条件。”

  我在心里大声地叫好。看!到底是日本人啊,是绝不会满足那区区六千索尔的月薪的。我挺起胸膛,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校长。

  哎,是怎么回事?当我的视线落在附加条件的第二行时,我立刻感觉到自己面色苍白、表情僵硬。大概是极度羞辱的原因,我甚至都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最后是如何搪塞校长,是从哪条路逃回去的,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

  “附加条件:

  我们同意六千索尔的月薪条件。但是,决定派某某和某某某二人前往贵校工作,希望分别付给两人各一半。也就是说,秘鲁方面可以多一个人做事而不需要增加预算。日本方面以及两位希望被派遣者殷切地期望贵方同意我们提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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