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弟、妹夭折看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再次着笔开始写我们家的历史,大约十年前在国内时开了个头,后因各种动荡没有继续。五年前发表一篇短的德语介绍,多国作家及出版社很感兴趣,希望能够出版全书,但我觉得太沉重,一直没写。现在为了纪念母亲,趁着记忆还没完全模糊,写出来,也让世人认识到社会制度对个人、家庭的重要影响」

现在很多家庭因为医疗重负而导致赤贫、欠债,或者家人最后因无钱医治而去世。有良心感的医生也被政府、医院制定的“任务指标”逼迫而违背良心敲榨患者及其家庭。

我弟、妹的悲惨遭遇,是自中国共产党窃国以来压迫政策的结果,不仅仅是影响他二人,也影响到我们家庭五代人,全中国几代人也受到这种影响,导致人民不仅生理健康,而且心理健康也严重受损。

我以前的文章,包括德语文章中从没公开我弟弟及妹妹的名字,因为提到他们的名字我就痛心,他们那么年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进学校接受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文明教育,虽然他们曾热切地盼望和我一起背着书包去上学。

我弟弟名叫刘德诚,小名(老家方言,意为乳名)东屋,因为他在东边的屋子里出生的,所以爷爷将他起名为东屋,我因在刚建成的一间屋里生的,所以小名新屋,我出生时,东边的那间房还没建好。德诚比我小一岁零八个月,却在我记事起时就比我高比我壮。记得父母经常因为在大集体劳动,天黑了还没回家,我和弟弟就坐在大门外等他们。因为我们白天在外面玩,大门因为防盗而被父母锁了。有一次我们回家时,父母还没回来,门外有我父亲因时间匆忙而来不及放入院内的轭头(耕地时套在牛颈部的工具),我弟弟就拿着轭头玩(或者说研究),我也很好奇,要他给我玩。他似乎不给,我就要强行拿,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恼了(可能是饿了加上天黑见不到父母而心神不宁),举起轭头说“招呼(当心)我砸你”,我突然害怕起来,可能也是因为同样原因心神不宁而潜意识里想找到其他人,竟大声哭了起来。和我们家隔着一家的邻居家奶奶听到哭声后把我和弟弟让他她家里。

因为成份不好,父母成年后都找不到对象,好不容易经人介绍,两个成份都不好的人走到了一起,结婚时父亲已经三十岁,母亲也已经25岁,即使是在现代的中国农村,也是非常晚的了。因长年被共产党剥削,他们结婚时一无所有,房子都是我父亲一个人亲手用土打垒方式建起来的。我们老家以前建房就是用夹板作模具,然后往里面填土,再人工用一个杵头(头部为一半圆形铁球,上接木杆及把手)不停地砸实。

据我母亲讲,当时我爷爷及近三十岁的二叔都没有帮忙过。自我记事起,爷爷是从来不劳动的,虽然他当时只有五十来岁,我母亲说我爷爷不劳动的理由是除了他幼子(我幺叔)外,其他子女都已经成年,该养他了。爷爷的自私,这是我母亲始终无法释怀的事。

据我母亲讲,当时他们结婚后,我爷爷还经常强行到我家鸡窝里掏鸡蛋。父母当时因为分家没有分到一分钱,买油买盐及人情往来,如亲戚结婚、丧礼赶情(送钱)等需要钱,母亲就省吃俭用,鸡蛋舍不得吃,包括我自出生起就因为母亲营养不良没有母乳而不得不吃熬得极细的米粥时,也没在粥里加鸡蛋(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刚出生的婴儿无法消化鸡蛋),都要拿到供销社去卖掉换成钱。连本来就不多的分配口粮也要每月存几把放在一个土陶坛子里,攒到一定量时去供销社卖掉,当时禁止一切私营经济,东西只能卖给供销社。

我记得大约在我四岁或五岁时,我们大队九小队的一个青年人,不知道在哪里弄到了早产黄瓜,到我们小队来哄小孩子拿鸡蛋换,似乎根本没拿钱买的事,当时只有年终结算时,才会按每个家庭的“工分”分一些钱。我和弟弟当时对经济、价格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也不知道鸡蛋对当时我们家庭维持人情往来的重要性。那个青年连连哄我,我就拿鸡窝里的鸡蛋跟他换了一条黄瓜,和弟弟很高兴地分享了。

母亲回来后我告知了此事,她非常不高兴,我问她是不是换的不公平,黄瓜给少了。她说这倒不是,那个季节黄瓜在我们农村还没长出来,应该很贵。可我们家没钱,鸡蛋要留着换钱的。

我和弟弟很小就承担了一些家庭的事务,记得我非常小,还没上学时,应该是六岁以前(因为我六岁上学的),爷爷经常让我到住在另一个镇,离我家很远的姑奶奶家去传话。有一次路上捡到一支钢笔,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很早就盼望着去上学了。虽然我五岁时,父亲在我强烈要求下带我到学校报名,却被一名嫁到共产党农村干部家庭的女民办教师以成分不好为由不能早上学为名拒绝了。她的理由是必须遵守过了六岁才能入学的规定,可我们大队(现今的编制为村)赤脚医生的儿子却在五岁时就入学了。

当时经过共产党多年的统治,中国人已经没有了礼仪之心,根本不知道别人遗失的东西不应该捡。我家家(外祖母)是出生于家耕世家,在我上初中后有一次朗读《乐羊子妻》时突然说“我也学过这篇”,并流利地背诵了出来。我很惊讶地问怎么学的,她说小时候家里请老师专门教他们女孩子,《乐羊子妻》就包含在“女学”中,里面说不应该捡路上别人的失物。

有一次,爷爷说我弟弟也足够大了,让他和我一起去姑奶奶家牵牛回家犁田,不记得为什么要去借姑奶奶家的牛,有可能是刚分田到户我们家没有牛,或者是牛生病了。路上不断有人惊讶地问,你们这两个小孩子是哪里人啊,是不是走丢了,我说我们是新街(一个区,后来又改为乡、镇,反正共产党就是不断折腾)三大队八小队刘绪强的儿子,去安居(区,现在也改为镇)几大队几小队(记不清了)我姑奶奶家借牛。他们又不放心地问,你寻得到你姑奶奶家吗?我说寻得到,我一个人去过很多次了。

有一次,爷爷说我弟弟也足够大了,让他和我一起去姑奶奶家牵牛回家犁田,不记得为什么要去借姑奶奶家的牛,有可能是刚分田到户我们家没有牛,或者是牛生病了。路上不断有人惊讶地问,你们这两个小孩子是哪里人啊,是不是走丢了,我说我们是新街(一个区,后来又改为乡、镇,反正共产党就是不断折腾)三大队八小队刘绪强的儿子,去安居(区,现在也改为镇)几大队几小队(记不清了)我姑奶奶家借牛。他们又不放心地问,你寻得到你姑奶奶家吗?我说寻得到,我一个人去过很多次了。

到姑奶奶家后,我们说了爷爷让我们来借牛,我姑奶奶也是因为共产党的压迫而养成坚强的性格,没有觉得不妥。但我“姑爷”(姑奶奶的丈夫)担心途中出差错导致牛丢失,决定陪我们将牛送到爷爷家。

(草稿,全书名暂定为《七十年孤僻》待整理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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