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自我審查的自我安慰──《黎明前的黑暗》出版流產札記

將是一本震撼人心的書

二○一四年我在哈佛法學院訪學,美國律師協會(ABA)的出版部門找到我,希望我寫本書來講述在中國從事人權工作的經歷,并通過這些經歷描繪中國的政治、法律、社會以及可能的前景。我們討論了這本書的結構、要包含的案例,我擬定的名字叫《黎明前的黑暗》。

談到中國政治,很多人只聚焦于中南海的派系斗爭或中央文件,但這僅僅是一部分真相。我一直在向世界講述另一些故事:因為從事組織反對黨而被判重刑的良心 犯,為遭受迫害的基督徒、法輪功、藏人和維族人而辯護的人權律師,為廢除收容遣送、勞教等非司法監禁而努力的人權捍衛者,因為傳播真相而被監禁的記者和作家,為反抗一胎化政策、強制徵地、司法冤案、環境污染、貪污腐敗而不屈抗爭的公民們,通過非政府組織來推動民主意識、捍衛言論自由權利、促進性別平等的活 動分子們。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并因為自己的人權活動被停課、被大學開除、被剝奪護照、被吊銷律師執照、被綁架、秘密關押和遭受酷刑折磨。在這個壓制性的 政權之下,過去十多年來,這些人既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忽略這些人,就無法真正瞭解中國,這些人是中國的希望。

和我聯絡的ABA出版社的負責人認為這“將是一本震撼人心的書”。遺憾的是,在我把簽好的正式出版邀約發給他們之后,ABA變卦了。他們在給我的郵件中說,“我們擔心出版你的書會惹惱中國政府,而我們在中國的合作項目也將處于危險之中。”

我 不想過多批評ABA.作為人權律師,我理應對他們支持中國法治的努力表示感激。這件事只是中國共產黨對西方世界的負面影響的一個最新例子。我在美國還有兩 次類似的經歷:已經安排好的演講被大學臨時取消,理由一模一樣:害怕影響與中國的合作項目。孔子學院和中國學者學生聯合會,在中國政府的控制下,正在侵蝕 西方的學術自由。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也在和中國政府眉來眼去。紅色資本大力滲透港台媒體和其他國際媒體,一些西方記者因為 自己的新聞報道讓政府不高興遭驅逐出境或禁止入境;一些電影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不得不更換演員或刪改情節;一些著作為了在中國出版而接受重要觀點的刪減。 研究中國的不少西方學者確實存在越來越嚴重的自我審查。道理很簡單:如果你研究的課題屬于“敏感”課題(從法輪功、天安門屠殺、高層家族的腐敗到新疆、西 藏的人權災難等等),或者你的結論讓中國政府不高興,你就有可能得不到簽證,這樣你的學術權威、職位、資源都會處在危險之中。我的一些教授朋友,受人尊敬 的法國學者侯芷明、美國學者林培瑞、黎安友就多年無法進入中國,藏學家史伯嶺因為支持被判無期徒刑的維族學者伊力哈木,而在二○一五年被禁止入境中國。這 些“負面典型”的遭遇一定是學者們盡力避免的。

“自我審查”成工作習慣

ABA的做法和 思路是相當典型的:他們,還有很多西方政府部門、國際律師組織、人權機構、基金會在開展一些與中國法治和人權有關的項目,比如ABA的法治 項目,比如中美人權對話,比如中國──歐盟法治對話,比如對中國的法官、檢察官和警察進行培訓,比如和大學、官方律師協會進行交流合作。他們認為這些合作 是重要的和有效的。為了不影響合作的持續,他們要小心翼翼地避開一些東西,不能談法輪功、天安門屠殺、西藏、新疆、高層腐敗,他們也要小心翼翼地避開一些 人物:政治異議人士、被判過刑的良心犯、“激進的”人權律師和街頭活動家,他們不斷揣摩中國政府變來變去的脾氣,不知不覺中,他們幫助中國政府把那些制造 麻煩最多的人和組織消聲和邊緣化了。不知不覺中,自我審查成了他們的工作習慣,進入了他們的肌體。

國際NGO的自我審查有明顯的經濟利益 的驅動:避開被打壓最嚴厲的、最艱難的、無法短期見效的領域,才有可能作出可看見的“成果”:某些政策的松動、培訓 了多少人、開了多少會、媒體作了多少報道。只有這樣,他們才有東西寫到年度報告里,才能繼續獲得資金支持。和官方大學的合作可以給他們帶來生源、培訓用 費、研究經費、就業崗位,以及可能的尋租機會。和權力部門的合作可以帶來更明顯的直接利益、種種便利和間接好處。

市場的考慮讓一些企業配合 獨裁者作惡。雅虎(Yahoo)向中國安全部門提供客戶信息導致幾位作家被判重刑,思科(Cisco)幫助中國安全部門提供網絡 監控和過濾設備。樂高(Lego)以非政治化為名拒絕向艾未未供應產品,ABA辯解稱他們的考慮是“純粹經濟的(purely economic reasons)”;姑且不說這并非事實,問題是,ABA難道不肩負比純粹經濟利益更多的東西么?比如正義和法治?

比什么都不做還要壞

自我審查帶來的些許的負罪感,有一個最大的安慰劑:“但是,我們換得了推動中國法治和人權的空間啊。”

于 是幾乎所有的項目、資源都跑到了中國政府部門、官辦NGO(GONGO,我把它譯成“甘狗”──甘作政府的走狗)和官方學者那里。這真是荒謬的事情── 支持法治、人權的資源,竟然大部分都流到了破壞人權的機構和人手里:法院、檢察院、公安局、人權研究所、律師協會、婦聯、殘聯、記者協會、官方工會、御用 學者。中華全國律師協會(ACLA)?他們不是代表中國全部律師么?這不是ABA的對口部門么?不找他們還能找誰?──但是,這想法完完全全錯了!全國律 師協會和各級律師協會從來都不代表中國律師,他們收錢、年檢、腐敗,甘當政法委和司法部司法局的走狗和幫兇。我的書中有一部分講述人權律師努力推動北京市 律師協會的民主選舉,卻遭律協阻撓和報復。律協積極主動地幫助政府吊銷了我和其他不少人權律師的律師證,他們積極地制定政策,限制律師代理敏感案件。律師 協會從來都是政府限制和迫害人權律師的馬前卒,或許對頭腦單純的西方人來說,配合統治者迫害人權律師的律師協會、打壓記者的記者協會、不為工人說話的工 會、壓制言論自由的作家協會、貶低人權的人權研究會、壓制學術自由的大學──這些玩意兒太難理解了。支持這些“甘狗”,比什么都不做還要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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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警察、法官和檢察官?基本上是個笑話。他們以為判冤案錯案是法治意識不夠或者業務水平不夠,又錯了。冤案源源不斷地產生主要是因為司法不夠獨立,黨政部門和官員隨意干涉司法。不能說這些培訓完全沒用,但這基本上是隔靴搔癢,而且在客觀上也掩蓋了真正的問題。

于 是他們只關注政府默許的、非政治的、溫和的、安全的領域:環保、動物保護、殘障人權利、兒童權利、女權、扶貧、公民教育、公共衛生之類。這些領域的某些 部分也是必須要避開的:涉及街頭的女權活動、涉及高官腐敗的環保或艾滋病工作、涉及組織化的扶貧或公民教育項目。即使這樣,他們盡力去政治化的某些活動仍 被當作“境外敵對勢力”、“試圖進行和平演變”,被貼上政治的標簽。中國政府不高興的范圍越來越大。取悅中國政府的溫和人權政策,完全沒有換來工作空間的 擴大;當局已經通過大肆抓捕維權人士、關閉NGO、頒布境外NGO管理法、國家安全法等等,給出了明顯信號。

綏靖政策是在助紂為虐

法 治對話和人權對話?中國政府把這些對話當作拒絕進行實質性改革的擋箭牌。“我們在談判啊,我們在改革啊,有什么問題都可以提啊”──對話結束之后,抓維 權者、抓記者更多了。酷刑、強迫失蹤、黑監獄、宗教迫害沒有減少。文字獄在增加。曹順利因為參與UPR被酷刑致死,真班禪仍然被失蹤,但增德勒仁波切、張 六毛在監禁中死亡,伊力哈木被判無期徒刑。諾貝爾得主劉曉波沒有釋放,律師和他們的助理們一個個被控“顛覆政權”,教堂和十字架被毀,新疆和西藏的狀況不 斷惡化,“進步”的地方是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電視認罪”,越來越多的跨境綁架(桂民海、李波、幸清賢、唐志順、包卓軒、李新……),越來越多的對海外維權 人士的國內家屬進行綁架和關押(長平的弟弟和妹妹、溫云超的父母和弟弟、蔡楚的家人……)。

盡管我寫下了大量的文字,但在中國出版不了自 己的著作。如果ABA因為避免激怒中國政府考慮拒絕出版我的書、從而能更多更有效地促進中國的法治,那我舉雙 手贊成他們撕毀我的出版合同。顯然,他們的想法錯了。因為他們預先設定了不碰的范圍,所以只能支持官方機構和官方學者。在中國,不碰共產黨不高興的事情, 能現實地推動法治和人權嗎?這些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實際上起到了為中國政府背書的作用,他們不斷地向世界傳達一些誤導的信息:中國政府在真誠地進行法律 改革并且不斷地取得進步。大量的資源養肥了那些兩頭通吃的偽維權人士和御用專家學者,這對最前沿的、最勇敢的行動者、獄中受難的良心犯無疑是一種羞辱。然 而恰恰是這些被預先排除的人才最需要支持,也最值得支持,是這些人冒著風險挑戰專制、持續不懈地捍衛人權和推動法治。

國際NGO對中國的 溫柔政策只是西方國家對獨裁中國的綏靖政策的一個延伸而已。自我審查要么出于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誤解,要么出于短視和自私的利益計算。 聚焦有空間的體制內、忽略被打壓的反對力量;重視短期利益、貶低普世價值,這些政策不但沒有得到人權狀況改善和法治進步的結果,而且,日益明顯的自我審查 削弱了自身的道德威望和自由社會的價值基礎。更有甚者,某些西方政客所奉行的綏靖政策、某些國際組織和公司在中國所從事的活動,已經是在助紂為虐。──到 了必須改變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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