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暴徒”群体的悲惨遭遇

有些事绝不能遗忘,有些话不得不说。可是在这样一个功利追星、娱乐至死的世代,太多不该遗忘的事情被遗忘,太多应该说的话没人说,太多的伤痛留在了这些本来绝不该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受难者心头——即使他们是那样的高尚善良,即使他们遭受了太多的迫害和苦难,即使他们正是为了苟活至今的我们才挺身而出的。

十六年前的今天,北京(也包括全国各地)的社会各界良心人士,包括市民、工人、干部、学生,为了阻止戒严部队入城血腥屠杀无辜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还怀着对人民子弟兵及共产党的善良幻想,自发地赶赴各个交通要道,企图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手无寸铁地劝阻戒严部队入城屠杀——结果不言而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倒在了刽子手的枪口下,死不瞑目地成为了“六四死难者”;另一部分人受伤致残,侥幸留下一条活命,这么多年来一直艰难屈辱地活着,成为“六四伤残者”,如齐志勇、方圆、庞梅青、黄林、张斌;还有很多人侥幸逃离屠杀现场,却在“秋后算帐”和举报中,成为“反革命六四暴徒”,被抓进各地监狱重判快判,刑期或长或短,有期、无期、死缓,甚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成为“反革命暴乱”的替罪羔羊——更加悲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十六年来,这至少六、七百人以上的“六四暴徒”群体,孤苦无助地承受了无尽的苦难,却几乎被我们遗忘贻尽。

在这些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六四暴徒”中,有的笔者亲自接触过,有的是根据多年的访谈记录下来的。现将这些残缺不全的案例公布如下:

(一)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刚、许敬、史虹挥等学生,他们仅仅因为把市民捡来的枪支展览(后来交给了学校的保卫部),就被诬告为“反革命暴徒”,打入牢狱:赵刚被判刑五年,江苏高考状元许敬被判刑十年,史虹挥被关了一年后释放。目前,赵刚和史虹挥都在北京生活,许敬到江苏服刑后,现况不详。

(二)北京一个化工厂的青年工人齐辉,“六四”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正好与我在204号楼19监号一起关过两个月时间。他因是“六四暴徒”,长时间被带着十几斤的大号脚镣。据齐辉在秦城监狱时跟我讲,他在被押送到秦城监狱途中时,还被戒严部队战士从军车上拖到野地里,毒打之后又浇上汽油准备活活烧死,后经他苦苦哀求,加上又有人来了,才免得一死。调整监号后,我就再没有他的消息,只是听说齐辉又被转监狱了。

(三)孙传恒、刘子厚、胡忠喜、李宝芹、侯军,被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重刑,当时这种罪名并不多见。孙传恒是“工自联”骨干,被判最重,无期徒刑,属于“六四反革命”之中刑期最长的之一。在难友眼中,他为人谦和,勤学不辍,又是硬骨头,多次和韩罡等“反革命”抗议劳改产品出口,向狱方提出改善狱内政治犯待遇的问题。孙传恒常讲:“我们的权利是争来的,不是恩赐来的。”这些年孙传恒身体很瘦弱,患有腰椎病、肠结核、贫血等综合病症。他的父母年纪都很大了,每月依靠4、5百元的退休金,除去交房屋、水电费和看望狱中儿子的开销,所剩无几。

(四)董盛坤,原是北京一家印刷厂的工人。“六四”那天,董盛坤正赶上下夜班回家,半路上见到处是火光冲天,到处是喧闹的人群,到处是人们的哭喊声,他被惨烈场面惊呆了。当时,他最惦记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刚刚降生不久的孩子。于是,他不顾一切冲开杂乱的人群,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往家赶。但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遇到了一队军人。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还没有反应过来,军人们已经向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许多人倒下了。董盛坤当过兵,知道一些军事常识,为了保护自己,他没有跟着人群乱跑,而是甩掉自行车卧伏在路边的花坛中。枪声停了,军人走了,他才从地上爬起来,狂奔进一条胡同,坐在街上的一个门楼下面歇斯底里地狂笑不止……没过几天,董盛坤就被抓走了,罪名是放火烧军车,证据是据说有一个公安特工记下了董盛坤的自行车牌号。为了不死在大兵毒打之下,他也只能屈打成招。最后法官留情,把董盛坤判了个死缓,留了一条命。终日生活在恐怖环境中16年,董盛坤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人格未变,他家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崇文区龙潭西里16楼3单元8号。提起往事,他仍然感到不寒而栗。

(五)刘玉生,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刘玉生平时就是一个热心人,“64”时就更呆不住了,用他的话讲:“解放军都围在城边上了,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怎么着也得尽一份力!”谁都没想到的屠杀终于发生的时候,刘玉生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头顶上密集的子弹,不时划过漆黑的夜空;街头到处都是隆隆的坦克声。军队过后,道路两侧的墙壁上布满了弹孔。一些瘫痪了的装甲运兵车、坦克车还停在路边。军人早已随着大部队跑掉了,只有上面的机关枪还可怕地对着街头的市民。为了不使这些武器成为杀人凶器,他和一些市民一起把机关枪从坦克车上卸下来,扔在了路边。没过几天邻里举报,他就被军人们抓走了。当时,军人们对待“暴徒”的态度是“往死里打”,他也只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他被定为“破坏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关押在第一监狱时,由于生存条件恶劣,他身上多处腐烂,最大的患处直径达12厘米,难友们只能自己“治疗”——方法是:先让几个人把他按住,然后由“主治大夫”用捡回的碎玻璃把他患处的烂肉刮掉,直到见到粉色的新肉;最后,在整理好的伤口上涂上食用盐,用卫生纸缚住,“手术”就算完成,几天后他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痊愈了。98年,刘玉生又大病一场,命最后保住,但小脑被摘除了。至今他依然认为,“六四”那一晚他做了这一辈子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六)“苗大侠”,因为烧军车被以“反革命破坏罪”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死缓,在监狱里曾经有一次被管教武警长时间用七根电棍电击而死不屈服,因此被难友们尊称为“苗大侠”,真名反而记不住了。

(七)王稼祥,年龄最大的“六四暴徒”,出于义愤,七十多岁的老人参与了烧军车的行为,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死缓,1997年八十多岁时死于北京第二监狱。

(八)朱文义,因烧公共汽车阻止戒严部队入城,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死缓,关押在北京二监。

(九)张燕生,因为在家里抄出几件军衣,被以“抢劫罪”判处无期。

(十)高亮,因为用砖头砸烂军车玻璃,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

(十一)蒋生,因为在家里抄出一些军用设备,被以“抢劫罪”判处20年有期徒刑。

(十二)孙燕才两兄弟,家住大兴县,因为用石头砸入城戒严部队,被交通摄像机拍到,被以“破坏罪”,一个判处十七年,一个判处十五年。

(十三)路洪泽,一个所谓“六四暴徒”,1998年4月突然生病,没几天就含冤死去(1998年4月18日);

(十四)另外,还有孙伯光、刘洪、宗景山等等被称为“六四暴徒”的数百名良心犯……

据从北京市各大监狱服刑出来的韩罡、王国齐、陈晏彬、刘京生、康玉春等政治犯难友回忆,北京市各个监狱服刑的所谓“六四暴徒”,加起来最起码不下六、七百人之多。单是在1990年12月25日,中国政府为了便于对“反革命暴徒”的管理和改造,就把100名“六四暴徒”,从北京第一监狱转到了新建的北京市第二监狱。从此,一般只关押十年以上重刑犯的北京市第二监狱多了个通称为“暴徒队”的犯人中队,长期关押有120个至130个“六四暴徒”,进行集中劳动改造。而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茶淀分局,由十四个小监狱组成的监狱群中,还有三、四个所谓“暴徒队”,每个队一般有140个至160个“六四暴徒”,都是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外再加上已经被枪毙的“六四暴徒”,如“六四”几天后即被判处死刑、立即枪毙,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全国直播的七个“反革命暴徒”,分散关押在北京其他各个监狱的“六四暴徒”,以及许多“失踪”的学生市民和关押在全国各地的“暴徒”,不知道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到底总数有多少了!

必须指出,目前真相被捂得死死的,远远没有揭示出来,笔者上述记载的,也只是遍及全国的众多所谓“六四暴徒”、“反革命暴徒”中极少的二十多个人而已。由于笔者无法去司法部门查找资料,只能找刚出监狱的政治犯了解情况,而政治犯与“六四暴徒”又是分开关押的,所以他们的接触面也有限,并且记忆也可能不准确。网络上也仅有韩罡、韩东方等人写的几篇相关文章,更多的受难者需要被人们所记录。而真相大白之日,恐怕得等到民主中国实现之后了。

记得一九八九年我刚进长春铁北监狱时,抗议一个监狱管教无端殴打同号刑事犯,当即被他暴声喝问:“你是什么人?”我回答说:“我是大学生!”那个凶猛如野兽的“政府”即狞笑道:“好啊,又一个反革命暴徒!”六个管教、武警拖我出监号,拳打脚踢枪托砸,真的把我“屎都打出来了”,奄奄一息,后来他们才把我拖回监号,象死人一样扔在地上,扬长而去。及至后来被转送到秦城监狱单独关押,孤独难耐时大喊:“管教啊,再派一个暴徒来陪我吧!”博了难友们一笑,还被王丹先生写进《秦城回忆录》里,我也绝不以被管教贬斥为所谓“反革命暴徒”为耻。

这些人数众多的“六四暴徒: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他们仅仅出于良知道义,做了一些义愤之下的勇毅之举(甚至许多人还是被刑讯逼供的),就被当局当作“反革命暴乱”!

二、当局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从重从快”严加惩处,他们所被判处的刑期都非常重非常长,光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暴徒队”,就长期关押了120个至130个“六四暴徒”,很多人现在还被关押着,甚至一些人已经死在监狱里。

三、几乎所有“六四暴徒”,都是按照刑事犯来判处的,不是“破坏罪”就是“抢劫犯”,不是“故意伤害”就是“杀人犯”,只有极少人是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的,有些政治犯也区别对待他们,这对这些真正的良心犯来说是很大的伤害。

四、十六年来,外界极少对他们的了解和关注,也极少给予应有的救助和温暖,更别说是为他们伸张正义、讨个公道了!在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身上,沉沉压着执政当局的残酷迫害,和自由世界令人痛心的冰冷遗忘。

“六四死难者”有以丁子霖教授、张先玲女士为首的“天安门母亲”在进行不懈的呐喊呼唤,“六四伤残者”有以齐志勇、庞梅青等勇士为代表在不断的抗争,“学生领袖”、“民运名人”更是光芒四射,八方呼应!这些群体都或多或少为自由的阳光所照耀、为人世间的关怀所温暖,虽然仍旧艰难,但是也有一分慰藉,情况也算正常。可是,那些被“从重从快”判处了重刑、死刑的所谓“六四暴徒”群体,又有谁在替他们呼吁?!又有谁在为他们伸张正义?!又有谁在关心和帮助他们的家小?!没有,几乎没有,除了李海先生千辛万苦地寻找到五百多名“六四受害者”资料,并为此而获罪九年大刑外,除了江棋生先生曾受托给过少数几个“六四暴徒”以帮助外——十六年来,他们在监狱中承受了无尽的苦难,付出了极为惨痛的牺牲,他们的亲人也陷入无际的迫害和痛苦之中┅┅

在这些“六四暴徒”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王维林了,因为他只身挡坦克,突显了作为公民的不屈良知和道义勇气——可是十六年了,这么多年来他在哪里?他还活着吗?没有人知道,似乎也没有人关心。成都廖胡子(亦武)说:“这世界新闻太多,转眼又被人遗忘了。”

在“六四惨案”十六周年忌日的今天,我被困在上海警方的天罗地网中,无力挣扎。除了绝食自省24小时以悼念“六四”死难英灵以外,我只能在飘曳黯淡的烛光下写下这些文字,为这些同样善良无辜,却最为孤苦无助的“六四暴徒”群体,讲两句公道话,权作一个可耻的遗忘者,微不足道的一点赎罪。

写于2005年6月4日上海

修改于2005年7月6日北京

五百二十二名因“六四”而被关押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名单

引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政府动用正规军屠杀镇压在北京和平示威的市民与学生。五年之后,仍有大批民众身陷狱中。中国政府曾对外声称已将所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全部释放,事实绝非如此。而且,除学生以外的广大受难者和被捕者,更需要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了解真相,予以声援。

中国人权和人权/亚洲(原亚洲)联合发布一份最新名单,共计五百二十二名。他们都是“六四”屠杀及之后被逮捕和关押的市民与学生。其中二百二十名人士至今仍在狱中,由于他们的名字一直未为世人所知,他们的境遇也格外悲惨,经受着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酷刑及种种非人道的折磨。

本报告列出的“六四犯”都关押在中国首都的两所大型监狱和劳改场所:北京市第二监狱和清河劳改农场。他们包括北京各阶层的人士,从农民、工人到国家机关保卫干部,从工程师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人员。他们被逮捕时的年龄从十七岁到七十一岁。他们中许多人被判以“刑事罪”,受到远比学生和知识份子更残酷的待遇。这份名单也包括一些过去未被公布的“六四”之后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政治犯。

这份报告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所有已知的中国政治犯和宗教犯的信息,只是在中国发生的大量人权侵犯状况的冰山一角。这份报告中对北京对一九八九年六月后的人权迫害记录也远不是完全的。我们过去几年来陆续发表了湖南,山西,辽宁等地的大量人权侵犯案例,还将在后续报告中继续发表陕西,浙江,湖北等地的几百个案例。这些事实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一九八九年全国范围内民主运动镇压的规模。仅仅是这样一次镇压事件,在五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被囚禁和受到其他形式的迫害。中国的人权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审判公正性的质疑

国际人权组织曾反复指出中国司法体制中对人权保护的缺乏,特别是在审理和政治有关的案例上。没有无罪推定,审判前普遍存在的刑求现象,以及党政部门对司法决定的干扰等等,都是人权组织长期关注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辩护律师几乎没有时间准备,有的“敏感”案件不允许进行无罪辩护,有的被告人连律师都没有。

这份报告中的很多人,是以“刑事罪”被判决的。这些罪名包括“放火”,“反革命伤害”和盗窃武器军械等。中国人权和人权/亚洲对这些人所受审判的公正性表示质疑。因为在这些案例的审判中,公安、检察和法院部门执行政治任务的成分远大于对个案的依法审理。

一九九三年,中国人权发表了一份中国有关部门关于如何辩护政治案例的内部文件。其中提到,“对于动乱和暴乱罪犯的审判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有非常强的政策性,应当作一场特殊的战役来对待。”“如何辩护这些和动乱有关的案例,是整个平息动乱暴乱斗争的一部分。”这里所提到的“辩护”主要是和检查院和法院合作通过“司法程序”打击“罪犯”。这份文件中还提到,“辩护的目标不是成功或者失败,律师不应当和检查院与法院工作人员争谁赢了论证。这是宣传工作,指导公民认罪伏法。”

考虑到这些案件的审判情况,中国人权和人权/亚洲相信本报告中的所有案例需要中国司法部门的复查和向社会公开案情。我们也关注许多案例量刑崎重的现象。一般认为,学生被判的刑期较短,知识分子次之,而工人和一般市民的情况则远为严酷。虽说这里的大多数案例没有公开的信息,但从已知的个案中也对这些量刑的合理性有所了解,本报告中的一位北京市民就由于捡了七粒子弹而以“盗窃武器罪”判刑三年。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政府的军队以坦克机枪镇压和平示威、手无寸铁的民众与学生时,本报告中的案例所谓“刑事罪”应当是正当的自卫行动。而这一合乎国际人权标准的辩护却不可能在当时中国的审判中被提及。

报告信息的来源

本报告所用的大量资料,为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分子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搜集所得,许多资料是他们一家一户地访寻得来。这份报告的发表也是中国人权运动成长和发展的见证。另外,没有家属和已出狱的良心囚犯的配合,这些信息的搜集也是不可能的。

那些声称中国有自己不同的人权标准的人们应当好好看一下这份名单,看一看那些被迫害者和更多的中国人是怎样在为争取基本人权而努力。尽管政府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包括威胁和逮捕,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一再通过合法程序上诉以求公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努力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这些家庭常常也没有和政治异议人士网络的接触和联系,也得不到外国新闻媒体的注意。对于本报告中的所有受害者,向国际社会呼吁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在北京第二监狱被关押者的名单中,有四位是因编辑民间刊物“钟声”而入狱的。他们是孙立勇,李爱民,尚子文和金橙。狱中看守曾在对他们施刑时说,“往死里打,反正你们也没名。”对于本报告中的案例,同样的事情是大量发生的。以往的经验说明,一旦消息被外界所得知,被关押者的境遇也相应会有所改善。而不被人知的囚犯们的遭遇最为悲惨。

关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和清河劳改农场

在中国,一些安全措施极严的监狱被用来监禁两类犯人,被判重刑的的刑事犯和“反革命犯”,后者中大部分是政治犯。北京第二监狱位于首都的东南郊,是新近建成的监狱。在此之前,外界仅仅知道陈子明等极少的几位政治犯被关押在这所监狱。现在的调查表明,这里关押着上百名“反革命犯”,其中有三十名左右是去年九月从北京市第一监狱转去的,其中包括陈晏斌等著名政治犯。

清河劳改农场位于天津市郊区,管理上属于北京市公安系统,是中国最老和最大规模的监狱系统之一。农场的一部分用于被劳动教养人士的管理,一九八九年六月戒严部队所抓的大批北京市民亦被关押在这个农场。这一大型劳改农场分成二十五个分场,每个分场又分成若干中队。在第三、第六和第八分场,各有一个中队专门关押所谓“六四暴徒”。这些犯人被强迫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挖土方修公路,每人每天的定额是六立方米的土方,如完不成则受到各种体罚,本报告中的将近二百名被捕者至今仍在那里。加上已经服满刑期被释放的近三百人,这些案例过去从来没有被外界所知道过。

继续为“六四”受害者提供帮助

中国人权和人权/亚洲将把本报告中的所有案例,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任意羁押工作小组,并在国际社会广泛呼吁。本报告的中文本,也将大量寄给中国国内,特别是北京所有这些受害者本人或他们的家庭。

在搜集这些资料的同时,中国人权也和许许多多的受害者建立了可靠的联系。中国人权的“人道帮助计划”,在过去一年半中六万美元左右的捐款送进中国,接受帮助者已超过五百人次。对于本报告中的五百二十二名受害者,除极少数已经得到过中国人权帮助的人以外,都将成为“人道帮助计划”的受款对象。我们在此呼吁各界为这些人士慷慨捐助。“人道帮助计划”设有专门帐户,支票抬头请写:

Human Rights in China – Humanitarian Fund

可寄到:

Human Rights in China,
485 Fifth Ave. 3rd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中国人权将陆续把捐款送到这些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六四”受害者的家中。

(本报告英文版名为“The Price of Obscurity in China”。读者可写信向中国人权或人权/亚洲索取。)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九日

仍在狱人士:

北京第二监狱

曹英远、常景强、常永杰、陈东象、陈秋龙、陈晏斌、陈子明、顾连仲、关建、韩罡、户力平、胡忠喜、姜亚群、李爱民、李宝琴、李国强、李金栋、李玉君、李玉生、李志欣粱振长、刘宝、刘子厚、卢金生、苗得顺、钱永冕、任畹町、尚子文、申卫明、沈立成、石学之、宋凯、孙传恒、孙宏、孙立勇、谭钓强、唐勇、王某、王宝玉、王长洪、王东峰、王建生王家祥、王润江、武春启、武文建、吴兆强、张宝生、张佩文、赵锁然、朱更生

清河农场三分场

陈宝华、陈国强、陈景奎、董建军、杜新海、丰续银、高福兴、高扬、顾文寿、郭学明、国战强、郝风海、何永宏、霍岩枫、季立忠、金志刚、来文革、李宝华、李俊生、李立京李瑞军、李胜利、李佟、李兴江、李燕明、李义、李忠、粱爱忠、粱正、刘东全、刘舰、刘天利、刘文生、刘小伟、刘志强、吕京山、马建立、马宇鹏、孟凡民、牛金海、秦志玉、任英俊荣永男、孙红生、谭卫军、田德刚、田金宝、佟波、万宝林、王春生、王军、王乃革、王世继、王献辉、魏国庆、肖富革、徐动新、杨兵、杨宏伟、杨屹、于海铃、翟永猛、张进元张军、张守信、张振喜、赵朋利、赵万良、赵玉顺、朱童节、

清河农场八分场

曹景洲、陈超、陈春生、陈晓东、崔成、邓元平、刁斌、丁柯、丁珏、董双锁、段成杰、高家荣、管龙鸣、呼杰、胡万春、黄玉顺、寇永杰、郎林、雷德琪、李近存、李宪忠李永生、石国辉、宋立军、孙革旗、孙伟、汤永平、田铭、王玉军、吴玉平、杨海泉、杨建、杨立国、姚继佩、张才林、张传友、张连福、张小蕾、张银军、赵立伟、赵永江、赵永林赵志勇、赵中友、钟放、朱文福、

清河农场六分场

安连喜、陈伟、陈文忠、程红利、程红林、邓树森、杜军、方仲满、高玉文、侯永利、贾士旺、李兵、李仓、李东辉、李广田、李建军、李继民、李林怀、李武、刘长青、柳刚刘杰、刘金国、刘金华、刘晓东、庐春民、孟连旺、荣俊平、尚伟光、石忠、宋有林、孙连启、唐杰、王成起、王春友、王建搞、王征、魏鹏、魏振社、夏保和、夏秉清、萧春明、萧连喜谢朝阳、阎玉庆、杨利君、于长城、袁勋、张福生、张丽伟、张文增、张毅、赵建欣、赵军、赵文生、赵义智。

已出狱人士:

姜成斌、金橙、林敏辰、施伟才、王永裕、吴学灿、于淑珍、赵品军、李松明、赵峰、黄清修、罗连玺、王涣春、王永明、刘光利、刘彦斌、刘越忠、刘玉根、刘玉平、边玉海、陈仕军、陈书金、陈云健、陈战泉、邓长荣、邸文杰、董宝利、董亚军、窦林怀、冯烨、冯志平、高爱东、高连成、高万成、关宏志、郭维树、韩胜利、胡秋勇、贾云、姜华、孔令军李斌、李长茂、李宗清、李正平、刘世军、马宝国、马建军、马祥建、牛全利、任卫军、申美满、孙聚海、汤名陆、唐伟、王进元、王军、王文华、王政、王志、吴立军、徐宝生、许平立薛建明、易京瑶、尹承军、俞军波、于文、于志国、翟同贵、章斌、张立新、张巍、张宇、赵德全、赵永刚、陈、越、戴国强、郭向华、侯培芳、康长军、李爱民、李赤、刘君兴、罗继峰王伯达、王燕革、王有立、叶皓、于世民、周刚、王新建、白金泉、曹宝珠、常振华、车艳华、陈爱民、崔景春、党鹏、董会全、段宝恩、付强、高军、高士杰、龚树松、郭海维、果振韩亚军、韩忠良、何杰、胡志全、黄振、霍立军、姜保家、焦建成、金德林、李爱国、李枫、李惠成、李金祥、李立、李曼戎、栗汝生、李胜勇、李涛、李文东、李学军、李治国、李志坚林立明、刘宝柱、刘博文、刘朝辉、刘东明、刘文兴、刘振贤、吕涛、马小军、满连德、孟贤强、庞威、齐永革、石勇、宋玉川、苏燕军、孙庆、汤文志、田德庆、田双杰、田小宁王刚、王宏、王金跃、王汝和、王树、王双全、王亚雄、萧金亭、杨波、尤起江、尤自强、于波、于宇、曾卫兵、张晨辉、张连军、张秋生、张玉承、张仲福、赵盛强、赵勇、钟卫民周文东、朱孝忠、常文龙、范建国、范立文、付砚波、龚明、郭云飞、洪波、蒋辉、李兵交、李电、李金德、李金泉、李凯、梁建、刘洪峰、刘险峰、刘献军、刘泽国、潘根柱、王继军王清延、王毅、吴玉成、吴振如、熊伟、叶剑、张连祥、赵东辉、赵晋川、朱守政、季家润、姜京、金启祥、金亚民、李罡、李建军、李建新、李强、李升、李玉龙、梁卫东、刘驰刘东湘、刘桂华、刘汉民、刘金园、刘继深、刘琦、刘勤炼、刘其荣、刘新如、马宏宇、孟浩然、孟坚、孟庆祥、任建立、任文革、师宏亮、孙利亚、孙鹏、边云、蔡鸿岩、曹大增曹忠钢、陈亚辉、刁振浦、董毅、窦志辉、杜建华、方仲国、冯洪杰、高峰、龚建民、龚勇华、谷跃、郭峰、郭景华、韩宝增、韩卫东、胡伟、唐寿先、田禹、佟文利、王宝明、王冬利王贵全、王浩英、王建国、王建新、王平来、王文江、王亚森、王志刚、魏振庄、吴国庆、萧亮、邢德林、徐苏、徐伟、阎德山、阎剑、严伟、阎永利、杨长江、杨智、张国华、张金秋张凯、张力、张立、张松、张岩、张永顺、赵桂林、赵建欣、赵金光、赵利强、赵瑞祥、赵永静、郑江辉、周国林、周继辉

注:
这份名单于五月十九日公布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两天后发表讲话,说本报告“纯系捏造”,“毫无根据”。为了澄清事实,中国人权愿意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联合调查,逐一核实这份名单。中国人权已首批交给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清河劳改农场六分场三中队一百四十五名政治犯的家庭住址,为这一调查提供方便。

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中国人权“一贯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敌意”的攻击之词,中国人权在五月二十一日发表声明。声明说:“尊重人权,是今日世界的历史潮流。不顺应这潮流,人民没有幸福,社会不能安定,国家无法昌盛,民族难有尊严。在“六四”五周年的今天,中国人权重申去年六月在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四点要求:还“六四”事件以公正面目;释放所有因此关押人士;给受难者及家属以赔偿;追究镇压者的法律责任.

八九回顾:我所认识的六四“暴徒”(之一)

余志坚

一、在北京东城分局和“K字楼”

18年前,“五.二三”蛋击毛像事件之后,喻东岳、鲁德成和我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旁边的收容所内。三人是分开关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关在几号监牢了,只记得是和一个北京小贼关在一起。从5月24号到6月3号,我只被提过一次审,日子过的很清闲,号子里就我们两人,什么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饭、睡觉,看看报纸,偶尔聊聊天。我虽然很关心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焦虑时局的演变,但由于与世隔绝,除了能读到一份《北京日报》外,什么信息也得不到。

记得读到6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外地大学生已经撤离了北京”的报道时,我还估计整个学潮和运动也就这样和平的慢慢的收场了。我对自己说:“也好吧,没办法,能怎么样呢!”那时候,我对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如果学潮和运动成功,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大事化小,而如果学潮和运动失败,则当局很可能会拿我们三人开刀。

6月3日晚上11点,我还没有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噼里啪啦”,持续不断,直到天明。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震惊,尤如五雷轰顶,心里头翻江倒海,彻夜未眠。

伴随着外面“噼里啪啦”的枪声,我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我后来写的一份遗书,喻东岳、鲁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阳监狱看过,之后在湖南永州监狱我被关严管队时,连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被监狱方面查扣,直到出狱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写下的对时局的判断:“那么,邓小平当局是公然向人民开枪,与人民为敌了!”“中国历史,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正在揭开!”

6月4日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号子里就开始进人了,一直不断,被抓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学生。小青年多半是什么砸了警亭的啊,向大兵扔石头的啊,或者是深夜还在街上游荡的啊,大学生则是身上搜出了传单一类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由于看守所已被军事管制,这些人进来时几乎个个都遭到大兵拳脚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学生。有的大学生进来时还分辨:“我是大学生!我没干什么!”,可那帮大兵却边打边骂:“还大学生!就是要打你们这帮大学生!”

不到几天,原来只有两人的不到20平方的号子里,竟关上了三、四十人。号子里的人勉强能站下脚,连转身都困难,何
况便池也在号子里面。人又多,天又热,也不放风,完全成了人间地狱。因为挨打,号子里很恐怖,加上纷纷流传着邓大人的那句“杀他二十万!平息二十年!”的话,气氛更加恐怖。他们都说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如机关枪对着人群扫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数以万计,等等。
由于时间太久,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独独记得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戴眼镜,姓康,单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准备从火车站南下演讲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传品被抓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学生领袖,但和他们熟。他5月底时去了丰台火车站,自愿协助工运,和韩东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韩东方,说韩是“中国的瓦文萨”。他虽然挨了打,精神却很振奋,仍然敢说:“人民已经起义了!”“独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该有许许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学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暴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烧过车的、打过大兵的。或许因为是收容所,大概没有真正的暴徒给送进这里来。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深,自然也就不太记得了。我想,在我离开了东城分局后,这些人大概也就放的放,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应该判的不重吧。

六月十五日,我们三人被从东城分局收容所转走。来了七、八辆军用吉普车,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腰系大皮带,脚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几个大兵象拎小鸡一样,把我丢进一辆军用吉普车中。我刚倒在车上,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大兵又用冲锋枪的枪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被当即打脱。这几个大兵随即跳上车,用军用皮靴踩住我的头、背和脚上。我当时的一个最极端的想法,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三人拉到外面给秘密枪决了,感觉毫无办法,无法可想。

然而不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拖下车,带到一幢大楼的一个大厅。然后,宣布我们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K字楼”,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因其建筑结构象“K”字,故名“K字楼”,据说还是日本人占据北京的时候修建的老建筑。与“K字楼”一墙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监狱。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审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们的案子已经严重升级了。我刚到“K字楼”时是关在二楼,5筒,最里面的一个小号子。喻东岳关在我对面的筒子里,鲁德成关在楼下的筒子里。我刚进号子的时候,里面关了三个刑事犯,其中的牢头是个经济犯,叫田苗,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在里面关久了,对外面的形势显的异常关心,兴趣极大,事无巨细,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知道我是砸毛像进来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认为我们很傻,肯定要被枪毙,有些不值得。他们问我“六四”大屠杀的事,我有些答不上来,只是把在收容所听说到的一些事说了说,由于说得不太真切和细致,他们竟然感到非常的遗憾。

过了两天,我们号子进了一个新人,叫刘国庆。三十多岁,高个头,很强壮,住北京市门头沟煤矿附近。他是个傻子,也是个结巴。说他傻,是因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却很忠厚,从未谈过恋爱,也没结婚,有着浑身的力气。他倒确确实实是一个暴徒,因为他是烧装甲车进来的。我们反复问他烧车的事,他却答不上来,也说不出自己是在哪儿烧的车,真是遗憾。我们反复的问,他总是反复的说,“气愤!……气愤!……坦克车轧死人了!坦克车轧死人了!”

在反复的询问当中,我们总算了解到有关刘国庆烧车的一些真实情况:原来刘国庆烧车时,是亲眼见到坦克车轧死了人,他气不过。旁边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过的装甲车上泼,他则用丝手套沾上汽油,点着火,然后朝装甲车上扔。一辆装甲车就这样被点火烧着了。

没过几天,刘国庆便从我们的号子里转出去了,听说是以“放火罪”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时候,他黑红的脸都白了!“K字楼”的规矩是,接了死刑判决,就转到死牢里去。死牢据说就在“K字楼”的地下室。

在这之前,北京已公开宣布枪决了两批六四“暴徒”,西方国家也由此开始一致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这之后,被枪毙的人也就再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了。当时对六四“暴徒”的打击真叫是“从重从快”,闻所未闻。据说是一审、二审法院同时办案,一审判决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审当即开庭:维持原判,拉出去枪毙!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国庆究竟被枪毙没有?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住址也是真实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帮忙去查找一下。一个傻子出于义愤,烧了车,被判了死刑,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刘国庆走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枢,中等个子,是河北邯郸市郊区的农民。他可了不得,据说,他一个人竟烧了五、六辆坦克车和装甲车,其中有一辆价值几百万元的德制装甲车,里面竟然坐着一位师长,车被他烧了,师长当然也就屁滚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说。他的情况,我们都是听管我们筒的一个叫赵队长的警察说的,赵队长还说:“路中枢有精神病,他会不会判死刑,就看法庭会不会承认他有精神病。”

号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认为烧车越多越英雄。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路中枢,都叫他“路大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路大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们也不知道路大侠为什么不说话。和刘国庆一样,我也不知道路中枢的死刑究竟被执行了没有?尽管我判断他们十有八九是被枪毙了,但这不是确证,现在也很难去确切地查证。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录此存档,作为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搞清楚他们的真相和结果。

七月初,我接到了起诉书,检察院对我们的指控很严厉,什么“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等等。“K字楼”里流行一句话,叫“两特两极,必死无疑”。同号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判死刑,赵队长经常找我聊天,他也对我说,“判不判你们死刑,就在于邓大人一句话了。如果他不发话,你们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一份准备留给我姐姐的遗书,大意是两点:一,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二,我对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死而无憾。我还在号子里的墙壁上写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
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据廖亦武的文章说,北京有位叫武文威的画家,后来也关在我呆过的这个号子,他看过我的题诗。

七月中旬吧,我被从小监号调到隔壁的一个大监号,号子里有六四“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个人。此后一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六四“暴徒”,是个青年,不到三十岁,长得白白净净,非常清秀,已经结婚,夫妻很恩爱。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当局指控他杀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国卫士”,有街头摄像枪的录像作为证据,我问过他,他不否认,可也不愿深谈。从他的外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暴力倾向,但从他说的不多的话中,我们能设想到当时的那种场景和气氛。

这位青年,或许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不愿谈六四,也不愿谈政治,很坦然面对的样子。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费翔一类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感动得我当时都哭了。我还深深地记得,吃罢晚饭,大伙把铺盖收起,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可能会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板上,脚镣“哐当哐当”地响,节奏感也很强。这种舞会每次都有“费翔”参加,他唱歌跳舞的样子都很安详,实在让人难以忘记!直到有一天,监牢的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某某某,出来!”这位我们叫做“费翔”的青年就这样消失了!和刘国庆、路中枢一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决书!

东城分局和“K字楼”关押的六四“暴徒”很多,我见过的却很少,现在还记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学以及刘国庆、路中枢、“费翔”三人了。18年过去了,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为六四18周年祭吧。

2007.5.23于湖南浏阳

一名六四被处决者的家庭悲剧

阎久戚

朝阳区副食店卖肉的售货员小戴因为借了打火机给人烧军车,被当局处死。戴家三姐妹为怕高血压的六旬母亲伤心,说小戴判的是无期徒刑 ……

六四大屠杀的死难者应该分为三类。第一部份是六月三日傍晚至六月四日早晨在解放军强行进城和清场时被打死的学生和平民。第二部份是六月四日的白天至以后几天在以天安门为圆心,南至正阳门一侧,东西长安街两侧,由于各种原因靠近警戒线而被打死的人。第三部份是以反革命暴乱罪被逮捕并被处决的人。我要说的就是这第三种人。

究竟有多少人被以反革命暴乱罪逮捕并处决?十四年来一直是个谜。我想,如果我们每个知情者都把自己的所知如实写下来,就可以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展开事实真相;终有一天,完成六四大屠杀死难者的详实的历史记录。以下是我所知的一个个案。

借出打火机被判死刑,骨灰无存

小戴,男,一九八九年二十七岁。未婚,父亲早逝,家里有母亲和三个姐姐。被处决前是北京朝阳区副食店卖肉的售货员。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大屠杀刚过。北京市内街道一片狼籍。二环路上有抛锚及翻倒的军车民用车。目睹了彻夜大屠杀的北京市民愤怒已极。在一处翻倒的汽车旁,有人喊:「点了它,谁有火?」平时抽烟的小戴刚好在现场,他不假思索地掏出打火机:「我有。」递了过去。一位市民打火引燃了,车被烧著了。小戴回家后,全没把这当回事。过了两天,管片的民警来找小戴,了解六月四日点火烧车的事。小戴天真地想:我不过就借出了个打火机,便承认了掏出打火机的事。但一再申明自己并没有点烧汽车。又过了几天,片警要小戴到派出所谈谈。他一去,便被戒严部队带走了。小戴的姐姐到派出所找片警询问,片警只是透露,小戴是在烧汽车的现场被崇文公安分局的便衣跟踪至家,现在已交戒严部队处理。

大约两个多月后,戴家接到通知。戴××已被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死刑了。不久又被告知:已经执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高压下,戴家姐妹没敢要回弟弟的骨灰。我在这里用了「小戴」「戴××」,而没有写下死者的全名,实在只是为了他的母亲。老人至今还不知道儿子已死。我若写了全名,口语相传,哪天多病的老人知道了真相,必死无疑。

三个姐姐与百货公司的合谋

小戴被处决后,小戴的三个姐姐决定想方设法瞒住母亲。她们母亲当时六十多岁,并患有高血压。小戴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是老人最为疼爱的。三姐妹对老人谎称小戴被判了无期徒刑,正在新疆服刑。并说服了街道居委会及片警答应对老人保密。

于是戴家三姐妹忍住失去小弟的巨痛,开始了漫漫十四年对母亲善意的欺骗。秋天到了,老人惦念远在新疆「服刑」的儿子,说新疆冷的早,非要和女儿一道去商场为儿子买棉大衣,早早邮过去。戴家三姐妹拦下了老人,她们一道去一家老字号百货商场挑棉服。她们对售货员说:我们买回去两天后就退回来行不行?售货员诧异:还有买回去就是为了退的顾客?但当三姐妹忍不住悲痛细说缘由后,售货员非常同情;帮助三姐妹挑了让老人可心的棉大衣。并要她们今后就到这里来买,买了包退。十四年来,棉大衣羽绒服花样翻新,棉服部售货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售货员们都记著并热情细心善待著每年秋季里的特殊顾客──戴家三姐妹。十四年来,老母亲对春夏冬日麻木了,只盼著秋天。秋季里她老人家能通过轻暖的棉大衣「摸到」儿子。她把大衣兜里塞满香烟。她不知道儿子吸不到香烟,棉大衣又被「邮」回了商店。

十四年来,戴家三姐妹商量为小弟「减刑」,哄骗母亲。让母亲少些绝望,多些希望。「无期」减到了「二十五年」,一年一年地减,减到了「二十年」。老人虽有高血压冠心病,如今已是七十多奔八十的人了,但她锻链身体顽强地活著,只为在有生之年见到儿子。我不知道这悲剧甚么时候收场。以这种方式使老人长寿真是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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